在技术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，从虚拟现实到生成式人工智能，新技术不断重塑着人类对未来的想象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，作为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早期见证者，曾将《数字化生存》一书引入中文世界，点燃了一代人对技术乌托邦的憧憬。然而，三十年过去，他的视角已从乐观转向审慎，呼吁在拥抱创新的同时，警惕技术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层影响。
胡泳的反思始于对“镜像世界”的观察。他指出，现代人已不再与真实世界直接对话，而是通过数据流、算法模型等中介构建认知。这种“困镜”现象——如他创作的装置艺术所展示的，人类被数据构成的牢笼包围——揭示了技术对现实的解构与重构。他回忆，上世纪90年代，他与许多同行曾坚信互联网能打破权力结构，创造更平等的社会，但历史证明，技术并未撼动深层政治经济逻辑，反而可能成为新的控制工具。
对于当下热议的人工智能，胡泳认为其“创造力”本质上是概率计算，缺乏人类判断中的情感与责任。他更担忧技术对就业与社会的冲击：“如果大量岗位被替代，社会能否承受这种代价？技术开发者不应将成本转嫁给公众。”他引用卡尔·波兰尼的《大转型》强调，技术必须嵌入社会框架，否则可能引发“反技术”的反弹。
在数字化土著一代的成长议题上，胡泳观察到，年轻人正生活在“混合现实”中，真实与虚拟的界限日益模糊。他以课堂为例，描述学生们仿佛坠入“兔子洞”，通过智能设备穿梭于多重空间。这种体验改变了自我构建的方式——年轻人的数字化身从虚拟世界汲取养分，形成“双重生活”。他质疑：“当爱情可以指向‘纸片人’，在场的意义何在？传统的情感与认知模式正在被技术重新定义。”
面对技术对教育的挑战，胡泳提出“教育无目的论”。他认为，教育的本质是丰富人的生命体验，而非传授固定知识。他以参观博物馆作比：懂得欣赏的人能看到历史脉络，不懂者仅见陈旧展品。教育应赋予人“观看世界的眼睛”，帮助其在技术洪流中保持批判性思维。“好的教育让人生变得有趣，而非为职业或成功贴上标签。”
尽管常被质疑“不懂技术”，胡泳坚持人文视角的必要性。他自述从技术乐观主义者到怀疑论者的转变，强调“反思技术精英与人文学者同样重要”。他呼吁跨学科对话：“技术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，未来严峻的挑战，如伦理、隐私、公平，都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度介入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