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掠过青海湖无人区的沙石，云层低垂，仿佛触手可及。于侃站在群山环绕的旷野中，身后是绵延的山脉，眼前是未知的旅途。2001年，他独自徒步穿越这片荒凉之地，寻找心中的“圣地”。那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、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、达达乐队的首张专辑《天使》发行……这些事件共同勾勒出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图景。而于侃，正以背包客的姿态，行走在世界的文化创意前沿，同时也在中国西部的大地上，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。
“无论是创业还是生活，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背包客。”于侃这样形容自己。过去三十年，他以这种心态不断出发与归来，将国际文化艺术带入成都，让明堂创意工作区成为青年文化的“先锋剧场”。他见证了成都文化创意产业从零星绿洲到茂密雨林的蜕变，也在这座城市的文化消费升级浪潮中，不断拓展“内容商业”的边界。作为成都“文创空间第一人”，于侃始终认为，文化艺术不应局限于孤芳自赏的“荒野”，而应融入城市与社区生活，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上世纪90年代，背包客文化在中国悄然兴起，于侃是最早的一批参与者之一。他享受在路上的孤独与自由，这种体验也塑造了他创业的底色——不畏艰难，追求创造力。1994年，他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设计工作室，那时国内的文化创意产业尚处于萌芽阶段，没有成熟的设计体系，更缺乏本土的设计语言。于侃游历纽约、巴黎、柏林、东京等地，被这些城市商业与艺术融合的氛围深深吸引。他相信，文化艺术可以走出小众圈层，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。
创业以来，于侃以设计师的身份参与了成都多个公共空间与私人项目的打造，迅速积累了行业声望。他频繁奔波于项目考察、方案调整与甲方沟通之间，始终坚持让文化产品走出特定时段，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。“如果文化消费能像去便利店一样自然，这座城市的创造力与活力将不可限量。”他这样说道。然而，随着全国文创园区与街区的兴起，许多城市过于注重“物理聚集”，忽视了内容生态的复杂性。于侃认为，文化创意空间的核心在于轻资产与内容创造力，而非简单的空间位移。
2012年，于侃在成都少城奎星楼街创办了明堂创意工作区，这是成都最早一批充满市场活力的文创街区。与过去独立工作室的“单打独斗”不同，明堂为他提供了一个更成熟的平台，让他能够更深入地介入社区生活。“如何让文化内容拥有稳定的生长空间，真正具有公共性？”这是他和团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。明堂没有高楼大厦，也没有密集的格子间，而是充满了市井烟火气。艺术家、音乐人、设计师与本地居民在这里聚集、生活、共创，通过展览、音乐演出、创意市集等活动，明堂迅速成为成都乃至全国的“初代网红街区”，并获评“成渝十大文旅新地标”。
于侃将明堂的模式比作电影制作流程：入驻的公司负责策划、导演、编剧与表演，明堂工作区作为“制片人”将各方聚集，而旗下的NUSPACE则像“出品人”，将小众文化作品呈现给大众。这条完整的产业链使得NUSPACE孵化的文创产品90%以上能够实现变现。与此同时，于侃以文化艺术为线索，重塑城市的公共生活。从2014年起，他在奎星楼街区发起了十年七届的“NUART艺术节”，每届吸引十万人次观众，成为全国最早的街区艺术节之一，也是成都流行文化的重要实践。
在扎根少城街道十余年后，于侃再次出发，将多年实践成果浓缩于锦江河畔的“NUART城市艺术中心”。这栋集合艺术、音乐、创意与美食的复合建筑，被他称为“内容大厦”。他相信，这代表了当下及未来的发展趋势——兼具文化生产与日常生活的新型空间结构。于侃以银座索尼公园为例，指出其通过动态内容运营与创新盈利模式，打破了传统商业地产逻辑。他希望在成都复刻这种创造力，为青年文化提供新的高地。“成都的文化创意圈需要新鲜血液，我希望创造一片新领地，吸纳更多人加入。”
目前，“内容大厦”的完成度仅有百分之三四十，也面临着现实压力。于侃计划邀请更多人共创，并打造新的艺术季IP，拓展文化消费版图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下，他选择再次背起行囊，向更艰难的目标前进。“只要迈步向前，总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”他说。采访结束时，于侃走向艺术中心楼顶，远处是隐匿于高楼间的锦江，依旧涌动不息，如同多年前一样年轻。
